今世良晤,就此別過[轉]

  • By Kada
  • 2018-11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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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猛哥。

01

江南好,風景舊曾諳。

南下香港,北望神州,查良鏞曾寫道,「如果你到過江南,會想到那些燕子,那些楊柳與杏花,那些微雨中的小船。」

他念茲在茲的是浙江海寧袁花鎮。

袁花舊有崇教寺,原是南北朝梁江州長史戚袞的宅基,宅後皆山,戚袞的夫人移栽許多花木,儼然成花園。園中花被稱為「園花」,後來逐漸演化而稱作袁花。

袁花鎮西南面一公里處的新偉村有一座大宅院叫赫山房,查良鏞1924年出生於此。

查家是海寧名門望族,香火綿延600年,明清兩代「查氏獲得生員資格人數為800人,考取進士、貢生者共133人」。尤其是康熙年間,曾創造「一門七進士,叔侄兩翰林」的科舉神話,皇帝還特意

為查氏宗祠親筆題封:「唐宋以來巨族,江南有數人家。」

雍正登基後,查家遭遇滅頂之災。

1726年,禮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鄉試,出的考題中有一個「止」字,被控故意去掉「雍正」之首,犯大忌。査嗣庭入獄,査家300余名男丁,15歲以上被殺,15歲以下被流放,女人則全部罰為奴僕。

查家沈淪數代,直到光緒年間重新翻身。

查文清,光緒丙戌年進士,海寧查家最後一位進士,曾在江蘇丹陽任知縣。因政績良好,加同知銜。

彼時,外國傳教士湧入沿海地區,屢與百姓摩擦,丹陽亦是如此,群眾圍攻教堂,大火焚之,即為「丹陽教案」,轟動一時。查文清不忍苛責百姓,將他們私放,後被追責革職。

很多年後,查良鏞在《連城訣》中將此事有所演繹。他在《連城訣》的後記說:「我祖父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無理壓迫,不肯為了自己的官位利祿而殺害百姓,他偉大的人格令我們故鄉、整個家族都引以為榮。」

袁花鎮上有査家開的錢莊、米行和醬園店。查文清還買了幾千畝地,用租金設立一座義莊,專門資助族中的孤兒寡母。凡是査家子弟,上了中學、大學,每年都可以到義莊領兩次津貼。如果有人出
國留學,津貼的數額更大。

查文清生有二子,幼子查樞卿,受過西洋教育,娶妻徐祿,生有五子和二女,老二即為查良鏞。

赫山房有五進,九十多間房,其中書房有三間,大多是線裝書,查良鏞8歲時讀了此生第一本武俠小說《荒江女俠》,之後又讀了平江不肖生的《江湖奇俠傳》及《近代俠義英雄傳》等,開始與武俠小說結緣。他曾自述:「我年輕時最愛讀的三部書是《水滸傳》、《三國演義》以及法國大仲馬的《三個火槍手》及其續集。」

10歲那年,父親送給查良鏞一件聖誕禮物,是一本《聖誕頌歌》,講冷漠無情的守財奴最後變成慈愛友善的人。餘生80多年,他都珍藏著這本書。

1937年,日寇進犯江南,徐祿在逃難途中急症病亡。當時,13歲的查良鏞尚在嘉興讀書,次年學校南遷麗水。

1939年,查良鏞和同學沈德緒一起編了一本小升初的參考書《獻給投考初中者》,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,沒想到一時洛陽紙貴,行銷周邊數省。查良鏞大賺,他用這筆錢資助同學,也幫助自己撐過了抗戰歲月。

查良鏞資助的同學中有一個叫沈寶新,1948年兩人居然在香港碰頭,後來一起辦《明報》。

1940年,查樞卿續弦,再娶小他17歲的查家丫環顧秀英,生有四子二女,一直生活在袁花鎮新偉村。

當時,查良鏞正在上高中,罹患瘧疾,沈德緒拉著其他同學採摘草藥,熬成藥湯給他服下,這才退燒去疾。

查良鏞說:「我最要好的朋友,都是中學時代結交的,那時候大家一起吃飯,住同一個宿舍,一起上課學習,生活親密。這些好朋友現在還經常聯繫,爭取機會見面。」

1985年,查良鏞與老同學在杭州聚會時,還拉著兒子,給沈德緒敬酒。再後來,查良鏞出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之時,沈德緒是浙大園藝系博士生導師。

因寫黑板報《阿麗絲漫遊記》諷刺老師,查良鏞被開除,轉入浙江衢州中學。半個多世紀後,這所學校招了一個女生叫周迅,她成名後,出演了《射雕英雄傳》中的「黃蓉」,查良鏞說這個小師妹「聲音太難聽」。

1944年,夢想做外交官的查良鏞考入重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,又因不守規矩,被開除,插班進入蘇州東吳大學學習國際法,但沒拿到畢業證。後來輾轉求學於長沙國立湖南大學,因手續問題被拒。這是他心中的大遺憾,乃至於80歲高齡時,還遠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。

1946年7月,在外漂泊八年的查良鏞回到赫山房,住了20多天,然後與父親、繼母和弟妹們告別。

這一別,他就再也沒有跨進過故宅。

02

查良鏞到杭州,為《東南日報》副刊主持《咪咪博士答客問》,這是一個為讀者解疑釋惑的大眾性知識專欄。

一天,欄目里眾多答問有下面一則:「購買鴨子需要什麼特徵才會好吃?」

查良鏞回答說:「一定要頸部堅挺結實,可示鮮活,毛羽豐盛濃密,必定肥瘦均勻。」

有一個叫做杜冶秋的讀者,看後不以為然,寫了張便條寄去:「那麼請問,南京板鴨一根毛都沒有,怎麼那麼好吃?」

幾天後,查良鏞給杜冶秋寫信,「你一定是個非常有趣的孩子,很想和你見面交談交談」。

在杜家,查良鏞見到了杜冶秋,一個小男孩。聊天時,杜冶秋17歲的姐姐杜冶芬很有禮貌地端上一杯濃茶,查良鏞一見鍾情。

感情上的事,往往就這麼簡單。

次日,查良鏞再次登門,送上一疊戲票,約杜家人去《東南日報》報館樓上影劇場,觀賞郭沫若名劇《孔雀膽》。看戲時,他還給大家買了「可口可樂」。

就這樣,查良鏞與杜冶芬談起戀愛。

1948年,上海《大公報》招聘國際新聞編輯,3000人報名參加考試,查良鏞脫穎而出。不久,《大公報》香港版復刊,他頂替一名新婚的同事,被派去香港。

當時的他不會想到,這個變動,於他個人和中國文化而言將是多大的幸運。

查良鏞寫信徵求杜冶芬的意見,她的答復是短期可以,時間長了不行。後來報館高層同意他的要求:只去半年。

婚禮只得延遲。杜冶芬親自送他到上海,送他上飛機。

查良鏞詩雲:「南來白手少年行,身無分文走香江。」那年他24歲,上飛機後,他發現身上沒有一分港幣,跟同行的香港《國民日報》社長潘公弼借了10塊港幣。他不會講廣東話,下飛機後,上出租,用帶海寧鄉音的普通話告訴司機「去餐館」,司機把他帶去了「差館」(警署)。

在查良鏞看來,那時的香港,「還比較落後,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。」

1948年秋天,查良鏞返回杭州,與杜冶芬結婚,婚禮場面宏大。隨後,夫婦一道去了香港。

1950年初,杜冶芬隻身返回杭州,告訴家人,查良鏞可能調回內地。

原來查良鏞時常在報上發表有關外交和國際法方面的文章,引起外交部顧問、國際法專家梅汝璈的注意,邀他北上,協助外交工作。

查良鏞毅然前往,在北京見過梅汝璈後,他又去外交部找時任周恩來的秘書喬冠華。喬冠華表示歡迎,但也坦然告知,他出身地主階級,應先去人民大學的幹部培訓班學習。

一身T恤和牛仔褲打扮的查良鏞頓感不妙,意識到,「自己的思想行為都是香港式的。對共產黨不理解,將來也未必可入黨。」

查良鏞重返香港《大公報》,繼續翻譯和編輯國際新聞,通宵達旦,杜冶芬則在長城電影公司擔任場記。

查良鏞開始寫影評,取了個「林歡」的筆名。「林」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為木;「歡」指他們當時幸福快樂的生活。

但數月後,杜冶芬又隻身返回杭州,她不適應丈夫的生活規律,又不會說粵語,生性活潑的她自然寂寞。後來,她一直留在父親身邊學習配藥,再也沒回香港。3年後,查良鏞到上海辦了離婚手續。
與此同時,查家再次遭遇滅頂之災。

查良鏞繼母顧秀英的弟弟是土匪,解放後,曾在查家躲藏了幾天,臨走時把一支手槍偷偷藏在後院倉庫里。鎮反時,鄰村一個土匪揭發了此事,儘管查樞卿並不知曉,仍被扣上抗糧、窩藏土匪、圖謀殺害幹部的罪名,於1951年4月被槍斃,查家田地及產業全被沒收。

聞訊後,查良鏞悲憤難抑。他說:

逃往台灣的絕大部分人,血債累累,而今回到祖國卻倍受政府和人民的歡迎?抗日戰爭結束後,日本在中國犯下滔天大罪,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830多名日本大戰犯,從蘇聯押解回中國撫順,不僅一個沒處死反而都得到上等待遇?在今天,羈押錯一個老百姓都要賠償,而父親的壯舉,難道都不如這些罪惡累累的劊子手?那是一條寶貴的生命啊!就這樣被輕易的奪去了,難道就這樣不了了之嗎?

故此,查良鏞後寫小說,主人公多背有殺父的血海深仇。

查良鏞的悲痛,他的同事陳文統懂。

1949年,渡江戰役前夕,嶺南大學畢業的陳文統前往香港謀生,後入職《大公報》。1950年,他接到家信,父有難,速回救。

陳家系廣西蒙山縣望族,陳文統父親陳信玉是開明紳士,抗日期間,曾組織鄉團保家衛民,還接濟了一批來蒙山避難的文人。

當陳文統徒步走到鄰縣,遇到為土改隊徵糧的老同學彭榮康,得以撿回一命。

彭榮康告訴他:「現在農村到處都在開展剿匪反霸群眾運動,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親,只怕自身都難保。」

陳文統聽從勸告,逃回香港。沒過多久,他父親陳信玉被殺。

兩個地主的兒子就這樣成為同病相憐的同事,後來一並成為文壇大家。而他們的父親在同一場運動中喪命。時耶?命耶?

當他們踏上去香港的徵程時,從此只有眼前路,沒有身後身,回頭無岸。

03

香港《大公報》旗下有子報《新晚報》,陳文統和查良鏞先後調去編副刊,他們常一起切磋圍棋、喝酒吃肉、討論武俠小說。

1954年1月14日,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「約架」,雙方都自認為「天下第一」,爭執不下,就決定比武。

因香港禁止比武,擂台設在澳門,後經澳門知名人士何賢(前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之父)出面協調,將武林爭霸變成賑災慈善義演。

5000港人奔去澳門觀戰,港報連日追蹤報道。

一共打了3分鐘。以吳公儀一拳打傷陳克夫鼻子而告終。比起之前造的聲勢,這場面很是有點尷尬。

但這就3分鐘可以有大名堂。

當時,中央負責港澳辦公室的廖承志曾明確指示香港《文彙報》,不要太講政治,要照顧讀者的興趣,提供一些武俠小說。

指示雖給《文彙報》,但同為左派報紙的香港《大公報》也聽在心裡,正琢磨該怎麼辦。

《新晚報》總編輯羅孚是資深地下工作者,他的腦子很靈活,從比武中看到了機會。1月18日,他對陳文統說,你就根據這3分鐘,創作一部武俠小說吧。

陳文統心想,丟你老母,搞笑吧。但是搵食艱難,不得不答應。

1月19日,《新晚報》預告「本報增刊武俠小說」;20日,《新晚報》發表《龍虎鬥京華》,署名「梁羽生」。8月1日,《龍虎鬥京華》刊畢。

梁羽生就此橫空出世,世人不再知陳文統。

《龍虎鬥京華》之後,梁羽生又寫了《草莽龍蛇傳》,查良鏞都是忠實讀者。1955年2月初,羅孚忽然向他緊急約稿,說《草莽龍蛇傳》已連載完,必須有一篇武俠小說頂上,而梁羽生顧不上,寫稿之責非落在他的頭上不可。

查良鏞幾番糾結,只好答應,打電話到報館,報了個題目《書劍恩仇錄》,但從哪裡寫起,他還沒想好。

2月7日,截稿日子到了,編輯派一個老工友上門來等,在當晚九點前無論如何要交一千字,否則明天的報上就有一塊空白了。老工友觸發了查良鏞的靈感,他從塞外古道上一個「年近六十,鬚眉皆白,可是神光內蘊,精神充沛」的老者寫起。所以後來他說,「如果我一開始寫小說就算是文學創作,那麼當時寫作的目的只是為做一件工作。」

查良鏞想起了江南老家,想起了母親,想起了海寧乾隆留下御筆的石碑,想起了海寧的大潮,想起了同為海寧名門的陳家。

我是浙江海寧人,乾隆皇帝的傳說,從小就在故鄉聽到的。……因此第一部小說寫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,那是很自然的……歷史學家孟森做過考證,認為乾隆是海寧陳家後人的傳說靠不住,香妃為皇太后害死的傳說也是假的。歷史學家當然不喜歡傳說,但寫小說的人喜歡。

於是,《書劍恩仇錄》如此開筆:「清乾隆十八年六月,陝西扶風延綏鎮總兵衙門內院,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兒跳跳蹦蹦的走向教書先生書房。」

2月8日,《書劍恩仇錄》在《新晚報》開始連載,署名「金庸」,直到1956年9月5日,共連載了574天。

「鏞」字拆成兩半就是「金庸」,查良鏞自稱「沒有什麼含意的」。繼梁羽生之後,金庸又橫空出世,從此世人也往往只知金庸,而不知查良鏞。

中央編譯出版社後來出版《羅孚文集》,腰封寫:「金庸梁羽生的催生婆」。生第一個孩子總是艱難的,需要催生婆,生完第一個,後面就順了。金庸生了十四個,梁羽生呢,生了三十五個。

自此「新派」武俠小說蔚為大觀,成為滋養幾代華人的精神食糧,更是成為娛樂業不竭的創意源泉。

那段時間,「金梁並稱,一時瑜亮。也有人認為金庸後來居上。」

梁羽生自己評價,「梁羽生的名士氣味甚濃,而金庸則是現代的‘洋才子’」。

1956年,金庸二婚,夫人朱玫是記者。可一年後,名滿香江的金庸突然有驚人之舉,他突然宣佈加盟長城電影公司,為了一親夏夢的芳澤。

夏夢,上海人,自幼學習表演和攝影,14歲隨父母到香港,當時與石慧、陳思思合稱「長城三公主」。夏夢居長,號稱「長城大公主」。

金庸自己不無調侃:「當年唐伯虎愛上了一個豪門的丫環秋香,為了接近她,不惜賣身為奴入豪門,我金庸與之相比還差得遠呢!」

進入長城電影公司後,他說:「生活中的夏夢真美,其艷光照得我為之目眩。」為博芳心,他刻苦賣力,3年間,不僅寫出《絕代佳人》、《蘭花花》、《不要離開我》、《三戀》、《小鴿子姑娘》、《午夜琴聲》等劇本,還與人合作導演了《有女懷春》、《王老虎搶親》等片。

只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。金庸在長城電影公司的老同事、後來在《明報》工作多年的許國說:「查先生喜愛上一個美麗的女明星,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,而我們的查先生那時不過是一個小編劇、小說家,當然得不到那位女明星的青睞。」

更讓金庸絕望的是,夏夢早在1954年就嫁做人婦,丈夫是一個富商。

靦腆還口吃的金庸鼓起勇氣,約了一次夏夢,喝咖啡,說了什麼,外人不知道,倒是有不少臆測的傳說,比如兩人四目相對,淚眼朦朧,恨不相逢未嫁時。

1959年,金庸帶著失意離開長城電影公司,創辦《明報》。

04

創業之初,日子艱難,朱玫變賣首飾支撐。

1959年,他們的大兒子查傳俠出生。朱玫成為《明報》最早的、也是唯一的女記者,每天坐小渡輪,給金庸送飯,夜半渡口留下了他們夫妻的身影。

但金庸還是對夏夢心意難平。夏夢到國外旅遊,《明報》全程報道,還開闢了一個專欄———《夏夢遊記》,一連10多天登載夏夢寫的旅遊散文。

對此,金庸也不諱言,坦承一生一世愛一個人做不到。

1976年,夏夢退出影壇,移民加拿大。《明報》連續幾天在頭版大篇幅報道。金庸還親自撰寫《夏夢的春夢》,祝福這個「真善美女人」!「去也終須去,住也不曾住,他年山花插滿頭,莫問奴歸處。」

據此,金謎們推斷,《神雕俠侶》中「小龍女」的原型就是夏夢。

儘管有這些風花雪月,但作為報人,金庸的偉業堪稱偉大。

起初,《明報》慘淡經營,全靠金庸的寫武俠小說來招徠訂戶,但始終還是不入流的小報,直到1960年代,才躍升為香港主流大報之列。

因為飢荒,大批內地難民湧入香港,港英政府不管不問,難民們聚集在梧桐山,風餐露宿,嗷嗷待哺,淒慘無比。香港報紙集體對此漠視,唯獨《明報》記者率先採訪報道,難民潮遂為香港市民所廣知。

金庸每天還寫一篇社論,如椽大筆,振聾發聵,為難民吶喊,在《明報》帶動下,其它報紙跟隨報道,難民方得救助。

此後,《明報》聲名鵲起,金庸的小說加社論,撐起了這張報紙,後又增辦子報子刊,以及在海外辦報,《明報》實際上成為一個報團。

真正奠定《明報》地位的是與《大公報》的論戰。1964年,中國研究原子彈爆炸成功後,《明報》與《大公報》為代表的左翼報紙展開激烈筆戰。論戰過後,《明報》發行量超過《大公報》,成為海外知識分子論政的輿論陣地。

1967年,「文革」開始波及香港,大規模的工潮隨之出現,金庸發文反對,遭到左派的憎恨,被視為香港的「十大漢奸」之一、「最佳漢奸狗膽豺狼鏞」、「系一隻反骨陰濕惡狗」,說他「反華」、「親英崇美」。

隨著衝突不斷升級,《明報》報社被衝擊破壞,金庸被列為暗單的前六人之一,還收到郵包炸彈,不得不遠避新加坡。

《明報》和金庸的小說,被內地嚴加封禁。

但金庸眼光卓絕,在動亂的10年間,準確預見了內地政治的發展,獲得「中國問題專家」的國際聲望。

借助於《明報》報系,金庸幾乎將全球華人文化名流一網打盡。

從著眼於弘揚中國文化、學術的《明報月刊》顧問名單中就可以管中窺豹:

王蒙、王德威、白先勇、田長霖、李天命、李遠哲、李焯芬、李澤厚、李歐梵、余光中、余英時、吳冠中、吳清輝、杜維明、金耀基、周策縱、柏楊、胡菊人、查良鏞、徐立之、高·行·健、夏志清、馬悅然、唐德剛、張信剛、張錯、黃永玉、黃玉山、黃苗子、瘂弦、郁風、葛浩文、董橋、楊振寧、潘宗光、鄭愁予、鄭樹森、劉再復、劉紹銘、劉夢溪、劉遵義、戴天、龍應台、聶華苓、羅多弼、饒宗頤、蕭乾

而倪匡、黃霑、亦舒、董千里、林燕妮、蔡瀾、溫瑞安、陶傑等香江名流都成為《明報》的專欄作家。

金庸與倪匡、黃霑、蔡瀾並稱「四大才子「。黃霑狂追林燕妮,多次求婚不成,找金庸證婚。金庸草擬婚書不說,還揮毫寫就嵌二人名對聯一副:「黃鳥棲燕巢與子偕老,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。」

尷尬的是,這場婚禮林燕妮不承認。

黃霑前半生情路坎坷,後半生終覓良人,金庸的遭遇如出一轍。

生下二男二女後,朱玫不甘做家庭主婦,還擔任了《華人夜報》創刊社長,以及《明報晚報》採訪主任。

後來她與《華人夜報》總編輯王世愉意見不合,矛盾越來越尖銳,王世愉憤而辭職,並帶走幾個骨幹員工,使《華人夜報》陷於停頓狀態。

為這事,金庸與朱玫互相埋怨,常常爭吵。

鬱悶的金庸就到報館附近的一家酒吧喝咖啡,認識了16歲的女服務生林怡樂。小姑娘是金庸的迷妹,非常熱情。結賬時,金庸額外給林怡樂10元小費,這相當於她半個月的薪水。林怡樂退給了金庸,她說:「您靠寫作賺錢,很不容易的。我喜歡讀您的書,有機會認識您,就非常高興了。」

真是暖心的小棉襖呀,大叔的心被治癒了。從此,只要有機會,金庸就去喝咖啡,跟林怡樂談談人生,聊聊理想。

日久生情,這對相差20多歲的忘年鴛鴦在跑馬地共築愛巢。

起初,朱玫還蒙在鼓裡,以為金庸是熬夜寫社論,才夜宿辦公室。後來一個見習編輯說漏嘴,朱玫才猛然驚醒,金庸有了外遇。

事已至此,金庸提出離婚。

朱玫則提出了兩大離婚條件:一是金庸付一筆錢作為補償;二是要繼任者去扎輸卵管,才可與金庸結婚。

朱玫這樣做,是為她的孩子著想。據說金庸答應了這兩個條件。

他們的大兒子查傳俠當時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,曾多次勸諫父親不要離婚,但未能如願,鬱鬱寡歡,很不巧又跟女友分手,一時想不開,跳樓。

接到兒子逝世消息那天,金庸還在報館寫社評。

「一面寫就一面流淚,一直都很傷心,但還是要寫。」

次年,他在修訂版的《倚天屠龍記》里補上後記,喪子之痛展現地淋灕盡致:

張三豐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,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,書中寫得太膚淺了,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。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。

金庸三婚後,林怡樂對朱玫剩下的三個孩子視如己出,待人接物周到,非議甚少。

只不過金庸與朱玫離婚,始終「得不到好朋友們的諒解」。

林燕妮在《香江第一才子查良鏞》文中寫到朱玫「也屬性剛之人」,《明報週刊》總編輯雷煒坡結婚時,在郊外舉行婚禮,她也到場祝賀。金庸問:「要不要我送你回家?」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:「不用了。」

朱玫在孤獨和貧困中度過後半生,1998年病故於香港灣仔律敦治醫院,享年63歲,替她拿死亡證的,既不是她的前夫,也不是她的兒女,而是醫院的員工,令人唏噓。

可要說金庸無情也不盡然,1960年代,他還給杜冶芬娘家寄送物資,以圖接濟,只是沒曾想給他們惹來不必要麻煩。

後來重返內地後,金庸還邀請杜家人聚會。遺憾的是,臨時改址,他跟杜冶芬緣慳一面。

2018年5月31日,寫下「也屬性剛之人」的林燕妮帶著一身桀驁去世。

05

1972年9月11日,《鹿鼎記》在《明報》連載結束,金庸宣佈封筆。

對於自己創造的武俠神話,金庸是意想不到的:

我以小說作為賺錢與謀生的工具,談不上有什麼崇高的社會目標,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,也沒有懷抱興邦報國之志……不過我寫得興高采烈,頗有發揮想象、驅策群俠於筆底之樂。

17年間,他一共寫了15部武俠小說,創造了1427個人物,發行量超過3億冊,翻拍或與之相關的影視超過100部。

封筆後,金庸給台灣的古龍寫信,約稿。

傲慢的古龍收到金庸來信,難以置信,「光著身子躺在椅子上,半天不說一句話」。後來,《陸小鳳》系列在《明報》連載,獲得空前成功。

1980年,溫瑞安與妻子方娥真因為創辦神州詩社,被台灣當局以「涉嫌叛亂」罪遣送出境。

1981年,方娥真以海外僱員身份留港,溫瑞安漂泊無依,金庸安排《明報》《明報晚報》連載其小說《神州奇俠》《血河車》,溫瑞安遂暴得大名。

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龍、溫瑞安,新武俠「四大家」的局面出現。

1984年,梁羽生宣佈封筆;1985年,古龍猝死;徒剩溫瑞安獨木難支。武俠小說的黃金時代宣告終結。

1994年,梁羽生在悉尼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上就表示:

我頂多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,真正對武俠小說有很大貢獻的,是金庸先生……他是中國武俠小說作者中,最善於吸收西方文化,包括寫作技巧在內,把中國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的作家。有人將他比作法國的大仲馬,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。

學術界持同樣觀點。

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子東說:

金庸的作品產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,正好是中國文化中斷、遭遇最大挫折的時期,那個時間是中國傳統文化氣若游絲的階段。金庸可以說是對中國文化傳承貢獻最大的人,因為他的小說流傳性、影響力無人能及。當然一些學者和其他著名作家對中國文化傳承也有很大貢獻,但影響力沒有金庸這麼大。可以說,金庸是傳承中國文化香燈的人物。

金庸小說進入內地主流市場是從1994年開始。那一年,發生了三個標誌性事件:北京三聯出版社出版了金庸全集;金庸被北大授予名譽教授,併發表演講;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王一川主編的《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》將金庸排在第四位,位於茅盾之前。

之後,北京大學中文系嚴加炎教授專門在課堂上講解金庸小說,作為通俗文學予以重視。

武俠小說登堂入室,金庸在大陸刮起旋風,被浙江大學聘為人文學院院長,招收博士生。

作家王朔對此表示鄙夷,發表長文痛斥金庸小說是「四大俗」。對此,老辣精明的金庸四兩撥千斤,巧妙回應,讓王朔無言以對。

06

金庸太特殊了。

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所言,「作為小說家,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、新聞才華、商業立場,什麼都湊在一起,別人做不到這一點。」

1959年《明報》創辦時,資本僅10萬港幣。1991年,《明報》上市時,市值達8億7千萬港幣,金庸獨佔六成。

倪匡曾爆料說,金庸是中國上下五千年最有錢的文人。

在《明報》老員工李以建看來:「如果說金庸的小說是浮現在海岸上冰山的雄偉壯麗一角,那麼,金庸的社評等創作則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堅實厚重的部分,二者是無法分割的一體,共同構成了金庸獨特的話語世界。」

據張圭陽的《金庸與報業》記載,從1959年《明報》創刊到1992年控股權轉移,其間的33年,查良鏞自己執筆撰寫的社評至少有7000多篇。

憑借《明報》的影響力,早在1970年代,金庸就介入了香港政治圈,曾向當時的港督麥理浩提供有關中國的意見。

1981年,英國女王授予金庸OBE勳銜。

撒切爾夫人首度訪華,麥理浩安排金庸單獨會晤撒切爾夫人45分鐘,金庸曾回憶:「英國當時跟中國在交涉香港歸還的事情,她希望我支持英國人,香港不要歸還。但是我說我主張香港歸還中國……她跟我沒什麼好談的,就不談了。」

金庸還是唯一一個同時與海峽兩岸領導人有過親密接觸的文人。

1973年4月18日至28日,金庸受台灣當局邀請,進行了為期十天的訪問。當時蔣介石身體不是很健康,蔣經國和金庸有過長談。金庸回憶說,「他是浙江人,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,他一開口講話我就覺得他是同鄉,覺得好親切。」

金庸還主動申請訪問北京。鄧公復出後表示:「願意見見査先生。」

金庸國學功底深厚,在華人世界有號召力……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聲,台灣對他也有好感。他決定通過金庸向海內外傳遞中央新的對台工作思路。

1981年7月18日,鄧公會見了金庸,並同他的妻子和子女合影。談話中,鄧公主動與金庸談起他父親被殺的事情,說:「團結起來向前看。」

金庸點點頭,說:「人入黃泉不能復生,算了吧!」

鄧公接見金庸之後,浙江省地方政府聞風而動,迅即對金庸之父查樞卿的案件進行了復查,稱系錯案冤案,給予平反昭雪。

金庸得知後,也專門寫信給海寧縣委的領導,信中說:「大時代中變亂激烈,情況複雜,多承各位善意,審查三十餘年舊案,判決家父無罪,存歿俱感,謹此奉書,著重致謝。」

無獨有偶,1982年,廣西地方政府動員梁羽生回鄉看看,實則文化搭台經濟唱戲。梁羽生豈能不懂,提出要重查父親一案。蒙山縣政府隨後下文,陳信玉系冤假錯案,給予平反。

梁羽生給縣政府復信:「先父一事終獲平反,埋於心中幾十年的死結終於解開了。」

在兩位武俠大家的筆下,背負血仇的主人公最後都大仇得報,暢快淋灕,但現實卻勾連繁復如斯,一言難盡。他們內心究竟如何,怕是不為外人道。

鄧公接見金庸,引起全球華人社會的轟動,《明報》發表了兩人談話記錄,以及《中國之旅:查良鏞先生訪問記》,一周之內加印三次。

金庸說,鄧公見面時給他遞了一根「熊貓」牌香煙。分手時,又將抽剩的煙都給了他,「這是鄧先生的一份禮物,我收下了」。返港後,他立刻給鄧公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《金庸小說全集》。

香港回歸前,金庸參與了《基本法》的起草。

年少時想做外交官不成的金庸,晚年以另一種姿態積極入世。這也給他帶來一些批評,認為他立場多變。

曾任《明報》集團董事長辦公室行政秘書的符浚傑稱,金庸的政治立場根據時局變化,常有搖擺和變化,但他始終不變的立場有兩個,一個是「愛國主義」,一個是「知識分子」。

2006年,梁羽生在接受採訪時,曾談及自己與金庸的關係:

我們的友情是過去的,儘管不滅。他是國士,我是隱士。他奔走海峽兩岸,我為他祝賀,但我不是這塊材料。

我的想法也可以轉變。就像我說過的,「凡說金庸者,便非金庸,是名金庸。」因為金庸是經常變動的,有50年代的金庸,有60年代的金庸,有80年代的金庸,也有現在的金庸。

07

金庸不給自己寫傳記,對市面上出版的傳記也不認可,他自稱,平生經歷實在太複雜,諸多參與之事不能為外人道也。

這些都是他一生的秘密。不過金庸此生最大的秘密是,為什麼不回家?

1989年,77歲的顧秀英去世,彌留之際,她給金庸的異母弟弟查良楠留下了「不要離開老屋,等著你二阿哥回來」的遺囑。 那以後,赫山房的大門一直緊閉,說是只有等到金庸回來才能打開。

如今,赫山房被改為金庸故居,當地政府大力修葺。可金庸六回海寧,就是不踏家半步,其中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。

第一次,1992年12月,金庸回到母校——袁花鎮中心小學,看望師生們和兒時的同學,還向母校捐了款,就是沒回近在咫尺的赫山房。

第二次,1996年中秋,金庸陪同楊振寧到鹽官看潮,住在硤石鎮,離袁花鎮不足15公里,他依然沒回老家。

第三次,2003年10月,金庸重訪了舅父家(即徐志摩家,海寧徐家也是望族,和査家結為姻親,金庸母親是徐志摩的堂姑),吃完八十大壽的喜慶蛋糕後,直接去嘉興,還是沒有回老家看看。

和金庸一起參與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《基本法》的查濟民,也出身在海寧袁花,比金庸大10歲。2007年3月28日,93歲的查濟民在香港逝世,最後歸葬海寧袁花鎮新偉村,離赫山房很近。

想那年,首次返鄉時,金庸還說,「如果一個人離開家很久,在外邊住的時間一長,對故鄉懷念的感覺就越深……總想老了,再回到這個地方來住。」

只是再也沒機會了。

沒人知道,金庸的心結到底是什麼。如今這個秘密,伴隨他的離去而永遠成為秘密了。

2016年10月30日,夏夢去世,享年83歲。2018年10月30日,金庸駕鶴西去。時隔兩年,同一天,似乎也是命運的巧合。

俱往矣。

正如金庸在舊版《倚天屠龍記》的結尾所寫:「張三豐瞧著郭襄的遺書,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個明慧瀟灑的少女,可是,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。」

參考資料:
1.《金庸傳》,傅國湧
2.《金庸:傳奇香港和遼闊江湖》,三聯生活週刊
3.《金庸武俠六十年》,澎湃網

注: 徐志摩應該是金庸的表哥,而不是舅父

金庸1972年之前寫下的文字,影響我2009之後很深,借分享他的一生,去懷念一下他對我人生觀的影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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