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手中的玩物

  • By Kada
  • 2011-07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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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了一遍練乙錚的文章,

感覺特區政府行政長官,其實只是北京手中的一件玩物

利用完你的政治資本就一腳踢開你。
  
  

練乙錚:特首民望拾級而下 本是黨的理性期望

王光亞談挑特首條件干涉特區內政,港人口誅筆伐一點沒錯;但筆者認為,王所提三點,乃給梁、唐、范三位覬覦特首大位的候點人各戴一頂高帽誇獎一下而已,並無令某方特別得益。

王說的條件一,是「愛國愛港」。港人知道,這個有點拗口的外來四字熟語意即「愛黨」,此高帽切合三人頭形,但顯然是特別送給梁振英的,因為由他戴最富隱義。條件二,「要有很高的管治能力」。三人當中,唐英年管治經驗最豐,故這頂高帽給他戴,雖然尺碼大了點。條件三,「在香港社會有比較高的認受度」,這頂高帽,現階段送給民調領先的范徐麗泰最恰當。各人一頂,無分軒輊。

從江澤民「死訊」談起

然而,王氏說的條件三,包含一層深義,關乎今天共產黨在挑特首事上如何看待、特別是如何利用本地民意,坊間一般錯讀漏讀,值得在此詳細分析。論述此點,最好從周前傳出的「江澤民死訊」談起。

港人對這位常在鏡頭面前出洋相、因而有點人性味道、乃至娛樂價值的前任黨領導,不一定無半點好感。不過,河水不混井水,井中蛙王,對河魚而言,終是異物,談不上有真感情。然而,江、胡有隙乃不爭之實,故江何時死、死了沒有,能影響下一屆特首人選,港人因此關心。一般認為,三位候點人各自背後的人脈幫派關係十分重要,唐氏既親江,江不死則唐上位。這種看法失諸粗淺。

筆者現提一個不同觀點:江、胡對特首的功用有不同理解,挑怎樣的人或哪一個上位,由是有所爭持;至於各候點人與江、胡兩派的關係深淺,倒非關鍵,反正誰當特首也須完全聽命中央,言談舉止,遠近皆在黨的視線之中,巨細無遺。

幾乎已可蓋棺論定,胡乃過渡人物,作用僅在於把政權從第一代革命領導群(毛、鄧、江等)手上,穩當傳到第二代太子黨手上。胡本身並無堪足稱道的實踐建樹,迄今重大成就只有兩個,即搞好京奧、築牢綠壩;前者是形象工程,後者乃實質維穩,一個表,一個裡。

理論方面,所提出的「建構和諧社會」口號,與近十年來日益惡化的社會矛盾完全脫節,不啻天方夜譚。其剛毅木訥形象,到頭來不過反映必須謹小慎微,似台灣當年替老蔣傳位小蔣的過渡總統嚴家淦。

江搞革命出身,手筆比胡大,他可以一聲號令破天荒讓資本家入黨;他有膽在所有高幹及家屬(包括自己家屬)與中外資本家拉幫結派成為既得利益之時,指中國社會「有可能」出現一個既得利益階層;他能駕馭黨內不同派系,若非所願,起碼不會讓諸如薄熙來等的一方勢力,把未經批准的政治運動如「唱紅歌」一直由地方搞到京畿。

兩代黨領導的格局大小,亦可從江、胡各自委任了什麼樣的香港特首看出。董建華無管治經驗而主有為,江敢委任他,而且給他相當大的活動空間;曾蔭權有管治經驗而不敢為,胡才委任他,並只准他接「柯打」,利用自己的高民望,替共產黨在香港辦一些他力所能及、卻是共產黨不能輕易辦到的「好事」(如堵五區公投之「漏」),以後少給北京添煩添亂,而已。

從另一觀點看,結論也是一樣。江、胡交替之際,正是北京眼中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之時。九十年代,大陸經濟欲飛未起,江氏對特首有期望,要求這個人能把香港搞得比港英年代更好,不但讓國人揚眉吐氣,還能繼續帶動大陸經濟騰飛;因此,他更須要找一個懂得領導、高瞻遠矚有氣魄的人,於是找了董建華。

符合代際演化律

2000年後,大陸經濟已經走上大直路(發展經濟理論有所謂「turnpike theorem」,turnpike的引申義便是「大直路」,意謂發展中地區經濟一旦走對頭,上了大直路,自會風馳電掣,「想窮都難」,起碼到達中等發展水平為止),香港對大陸經濟而言,不再那麼重要,胡氏只須挑一個格局小一點的施政特首當爛頭卒便成。

胡重視特首上台之前的施政經驗,以及民望的質和量,因為那是當政後的政治本錢;起點政治本錢愈多,之後愈能花這種本錢為共產黨在香港幹「好事」。而且,只要肯幹這等「好事」並幹出成績,哪怕民望最後跌精光,對共產黨來說也是極好的,就怕一些港英時代舊電池做滿兩任特首一「事」無成而民望高企全身而退!

換句話說,特首的起點民望重要,因為有使用價值,終點民望並不重要,因為再沒有使用價值,太高了不僅是一種浪費,甚至還可能是有害的(特首民望如此拾級而下,實際上是數理控制論應用在胡所處的主客觀條件下的揀選特首,以及操控他辦「好事」的最優方案特徵,故此方案堪稱「胡氏優選法」)。

明乎此,港人萬勿捉錯用神,以為曾蔭權民望拾級而下,足令胡氏臉上無光,反映點錯了人;此觀點完全錯誤。怕自己揀的特首不成大器、令自己臉上無光的,是江澤民,所以當年才對着不識好歹敢問欽點的女港記一再駡街。胡不怕曾的民望下跌,因為那是要他多辦「好事」的必然結果,早已算入成本;他現時怕的是曾的政治本錢損耗殆盡卻「堵漏」不成。

江、胡上述分別,完全符合古今中外專制政權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:第一代是魅力領袖群,搞強人政治,以後的逐步失去特色,一蟹不如一蟹,最終只能「集體領導」。

第二代的習近平,時或說話令人則目,但不過是流露太子習氣,並非源於魅力和自信。觀其履歷,最亮點僅是受「負祖蔭」所累,文革時吃過一點黨內鬥爭的苦頭而已;這個妥協領袖,眼界胸襟難免比胡氏更低更小,受其他來頭更大的太子黨集團左右,上台後的政治行為勢必比胡更「不踰矩」。

再用「胡氏優選法」

明年初,若江已經不在,則習上台後,肯定沿用「胡氏優選法」挑香港特首,即在幾個政治及格的候點人當中,首挑民望最高、本錢最多那個;被點者須藉高民望盡力為共產黨在香港多辦「好事」,務求剛好在任內最後一刻把民望本錢有效消耗淨盡,無半點浪費;如此周而復始,五十年不變,直至「好事」做盡。期間,共產黨理性地不期望特首可於任內保持民望不大跌,因為那根本不可能。「胡氏優選法」因而是源於西方經濟學的「合理期望論」(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)的中港政治版。

按此道理分析,目前已經浮出水面的幾位候點人,可得什麼結論呢?

論民望,范徐麗泰目前最高,但完全脆弱。這是因為她回歸後的民望不源於施政經驗,而僅僅來自主持立法會時的程式公正;這種公正,偏偏是她當上特首後,一天也不能維持的,因為當權少數派需要特首處事親疏有別,才能在「六四黃金律」之下保持此等少數派的實質當權地位。

如是者,范徐氏上任後的政治面目很快打回原狀,民望和親和力隨之化為烏有,其後能替共產黨辦「好事」的本錢遂等於零。她曾意有所指,提出下任特首必須推動「二十三條」立法,而自己只求當一屆特首為之「盡地一煲」,但此事她絕對辦不來,共產黨當然明白這個;這是她的致命傷。

唐英年的施政經驗量多而質低,兼乏基本政治智慧,以致近年民望從較高處滑落,不斷尋底,在關鍵的未來票源即年輕人當中,以他聲望最劣。若由他當特首,起點民望低,儘管有商界和中產擁躉,但總的來說,不比范徐氏優勝,試問又如何能有豐厚的政治本錢去花,扶正後替共產黨多辦「好事」呢?

至於梁振英,在商界有關係而無血緣,底子遠較唐氏薄弱,施政決策經驗掛零,共產黨委託他出任兩朝行會召集人自有原因,但如此「黨委」,依然不過智囊角色。打個比喻說,一個無駕照的人不知怎地當上教車師傅,坐在司機旁位指東點西好像頭頭是道,但並不等於他能開車,因為給意見和作決策,需要很不同、乃至相反的心理素質。

多年來,若梁氏願意,早可取得一官半職,累積不少決策經驗,但他通通回避,寧可誇誇其談天天出版大塊頭文章卻不幹實事,顯然信心有問題怕出錯。年來他扭盡六壬靠近民粹,試圖擺脫地產霸權利益分子色彩,但其背後最大支持依然來自地產界,洗底沒可能。論民望,他依然是共產黨在香港的一件負資產,一旦上台,社會馬上鬧翻天,遑論靠他替黨做「好事」;他根本一開始就沒有這個政治本錢。論優點,他意見多而智囊班底厚,最合當中策組首顧。

假如江澤民多坐一會……

結論是,若按民意本錢多寡定奪,北京心目中的理想特首還未浮現,最終找一個民望較高的前任或現任公務員、公職王或局長上位,遂大有可能,亦非太難。

當然,如果江澤民可以「多坐一會」,並且還能左右大局,則情況大不一樣。他依然會點一個他比較看得起、有多年決策經驗、高瞻遠矚、有魄力的人當特首,而且此人必須在起點上看起來比1997年的董建華還優秀,他才會認為有望擔起重任而不辱命。

上述三位候點人,一個也不入流。但山中無老虎,猴子稱大王,唐氏縱乏能力,以其施政經驗及講上海話的關係,獲點中的機會還是較高。若另有愛國愛港能人願意候點,則唐氏玩完。江決不希望再上演一齣「腳痛下台」劇;人脈關係斷不如身後名重要。

如果江澤民「不坐了」,則在此年頭時勢,最理想的特首——起點民望最高、胸無大志、卻願以一己政治本錢為黨做「好事」者,已經出現過,他就是曾蔭權。可惜,一蟹不如一蟹,似乎也是特區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。退而思其次,為黨辦「好事」,一人政治本錢不夠,可集多人,即搞「集體領導」。此說近日已然出現,並據說付諸實踐;而坊間流傳的「三位一體」論、「鐵三角」論,庶幾也是這個用意。

Source: http://commentshk.blogspot.com/2011/07/blog-post_20.html
 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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